我国从国外引种数量大、来源多，但大多数养猪人对国外种猪公司不了解，对他们的技术知道得也少，常常是引来种猪，却没学来技术。
为了更好地了解种猪公司，我们可以根据规模和运作模式，将其分为大型跨国育种公司和中小型种猪公司，国内大部分种猪公司属于后者。大型跨国育种公司根据联合程度又可分为大型国际一体化公司和大型多国公司，前者在全球实行联合育种，后者通过收购、兼并其他公司形成，所以在许多国家有分公司，但群体不同、没有遗传联系、国家之间不进行联合育种。
根据对政府的依存度，中小型种猪公司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参加育种协会或联合体的公司，这些协会完全独立，与政府无关，进行不同公司间的联合遗传评估及育种。
这类机构的代表是美国的“国家种猪登记协会(NSR)”和加拿大的“加拿大猪改良中心(CCSI)”。名称上，这两个似乎是官方机构，其实与官方无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民间松散的合作机构。国内对这类机构有误区，把它们当成了对方的国家机构，给予了更多的信任，这也可能是近年从美国进口的种猪主要来自NSR系统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中小种猪场加入NSR并无特别的门槛，NSR机构下的种猪在美国只占5%左右，由于规模小、育种技术相对单一，NSR其实不应成为我国从美国引种的唯一来源。
二是政府有介入(如政府制订标准或规程)、或政府有扶持的种猪公司，如德国的BHZP、丹麦的丹育(全国性联合育种)、挪威的Norsvin(全国性联合育种)等。
三是各自独立育种的中小型种猪公司，国内的种猪公司基本上属于这一类，但国内更像是一种扩繁性质的制种公司，而非育种公司，其改良主要依赖于引种。
根据对国外种猪公司的一些直接(通过任职及介入研发)或间接(通过交流)的了解，我觉得国外大公司的育种战略和技术发展对我国猪的育种有如下启示：
①性能测定很重要，不光传统的育种值估计需要大量的表型数据，性能测定也是分子标记应用及基因组育种的基础。
②发现标记很重要,如何应用标记更重要。我国在寻找候选基因及分子标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现了大量的标记，但标记应用于育种实践的却很少。氟烷基因除外，这是一个8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主效基因。
③在积累了大量的表型及有了大量的标记后，性状的连锁分析、生物信息学及统计学的经验成了决定应用的关键，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
④我国传统育种的瓶颈是性能测定少、有系谱联系的表型数据积累少;我国分子育种的限制因素也还是用于连锁分析的性状表型数据太少、数据的质量太差、带有表型信息的DNA样本太少。
⑤体型有意义、但性能更重要;背膘厚推测瘦肉率有意义、但实际的瘦肉量更重要(如CT测定)，更何况我国用于计算瘦肉率的公式是二十多年前来自于国外的，已不够准确;直观的性状有意义、综合的经济效益更重要;单个性状的改进有意义、终端产品价值的提高更重要。也就是说，遗传改良的结果要让养猪人感受到，在其它因素(如管理、健康、饲料、人工成本及市场等)不变的情况下，年遗传进展带来的是更多的钱。既要让每头母猪更赚钱(如年断奶头数增加、每头断奶仔猪成本下降、母猪死亡率下降等)，也要让每头商品猪更赚钱(通过生长速度提高、饲养天数减少、料肉比改进、屠宰性能改进、胴体增加等)。参考PIC公司的遗传改良速度，育种带来的商品猪的提高为每年增加2.45美元(约15元人民币)，在母猪则表现为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出栏猪头数增加0.58头、出栏猪公斤数每年增加116公斤(上市体重也在增加)。
⑥联合育种很重要，但紧密的遗传联系是关键。在我国，疾病的风险、种猪场之间的竞争关系制约了遗传联系的建立，也制约了联合育种的开展。
⑦基因组评估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在奶牛上的应用已很广，猪育种上的应用也已开始，并且通过填充技术(Imputation)，使测定成本大大下降，实际应用已经成为可能。我国也应该开展着眼于应用的基因组评估研究，使我们在分子育种上能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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