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人类生存的元凶：流感病毒(2)

（上接08年2期特别关注栏目）家禽作为中间宿主：直接适应流感病毒必需适应哺乳动物体内的生存条件，才能进行有效的复制，对动物造成损害并引起疾病的传播。某些流感病毒在鸡和灵长类动物呼吸道中具有结合相似性的证据，除了都拥有双重的末端唾液酸连接细胞受体外，推测表明，流感病毒不仅可以在家禽体内进行再分类，而且可以通过鸡“代理”使其直接适应人类。通过比较A型流感病毒与灵长类动物、鸡和鸭肠上皮细胞受体结合的差别，Gambaryan等（2002）发现，在猴子和鸡的组织中，人类和鸡的病毒株偏向于与有长糖链结构的神经节苷脂结合，而鸭的病毒株则偏向于与有短糖链结构的神经节苷脂结合，在鸭的肠上皮中有丰富的短糖链结构神经节苷脂。虽然目前对神经节苷脂受体的作用仍不是很清楚（Matrosovich等，2006），但是，这表明，与鸭的上皮比较，鸡的流感病毒唾液酸糖结合细胞受体，与在灵长类动物呼吸道上皮发现的唾液酸糖结合细胞受体更为接近，使流感病毒在从鸭向人的适应和传播中，鸡作为中间宿主可能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H5N1亚型禽流感一直在发生变化。H5N1亚型病毒感染的鸭子看起来依然健康，但在鸭子体内发生的突变使其感染并杀死老鼠等哺乳动物的能力大大提高，而对人类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种各样的细胞受体类似物在禽流感病毒感染中的作用，后来又对鸭、鸡和人流感病毒结合的亲和力差别进行了测试。Gambaryan等（2003）推测，在鸡和猴子的上皮细胞中发现的受体水平有相似性。虽然这可能有利于灵长类动物细胞感染鸡的流感病毒，但是，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如果发现鸡与人类病毒结合的糖结构复合物的差别有进一步的相似性（Gambaryan等，2004），如神经节苷脂及硫酸寡糖和岩藻寡糖（Gambaryan等，2005）有利于鸭的病毒向哺乳动物传播或适应。起码来说，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过分简单化的宿主限制模式（Stevens等，2006）。最近，关于禽流感病毒如何与人的受体结合并感染人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2008年1月6日表示，他们发现了感染禽类的病毒和感染人类的病毒之间存在的关键性差别，对于感染人类的病毒，其感染能力取决于人类呼吸系统细胞表面受体是否有同病毒能够结合的特定形状。这项新的研究更详细地揭示出，正是由于流感病毒与特定的α-2,6半乳糖受体的特定形状结合的能力，决定了它是否能够感染人类。α-2,6半乳糖受体有两种形状——其中一种类似于伞形，另一种类似于圆锥。研究发现，流感病毒如果要感染人类，它们必须与伞形的α-2,6半乳糖受体结合。虽然禽流感病毒通过家禽适应人并变为人传人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种演变进化的适应过程似乎有加快脚步的迹象。2007年12月7日，中国卫生部通报，12月2日南京因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死亡者陆某的父亲也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12月5日，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患者呼吸道样本检测显示，禽流感病毒H5N1核酸阳性。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患者呼吸道标本复核检测，结果为禽流感病毒H5N1核酸阳性。专家组初步判定，第二例病例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同时，与死者密切接触的人中又另有两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疑似禽流感症状。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北京女发言人乔安娜·布伦特说：“由于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将密切监视该病例。对这两人感染病毒，有三种可能解释：他们被同一头动物传染，他们彼此传染，或他们被两头不同的动物传染”。该发言人说，人传人的病例非常罕见，以前只在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发生过三宗。家禽作为中间宿主：预先适应虽然一个氨基酸的改变就可以影响病毒对宿主种类的特异性，如在A型流感病毒H5N1（Gambaryan等，2006）和1918年大流行病毒（Glaser等，2005），以及SARS冠状病毒（Co-V）（Yi等，2005）等所证实的。但是，除了受体的特异性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决定因素——宿主限制。例如，虽然禽流感病毒H9N2可以传染人，但是，尽管存在“人流感—样”受体特异性，由于存在宿主限制，至今也没有检出人传人的情况发生（Uyeki等，2002）。流感病毒融入宿主细胞只是感染的第一阶段。病毒不能独立地进行自我复制，进入细胞后还必须有效地借助增选细胞的“机器”（或“工厂”）才能进行复制（Gabriel等，2005）。因此，为了迅速获得适应性突变，病原体首先要有进行复制所必需的“机器”（或“工厂”）。与DNA病毒不同，由于DNA病毒聚合酶有纠错的功能，其突变率远低于RNA病毒。RNA病毒没有利用宿主细胞DNA聚合酶进行纠错的能力，因此有高突变率。突变率之高以至于使在宿主细胞生长的成千上万个新的A型流感病毒每个都可以有不同的遗传互补（Page等，1998）。此外，RNA病毒群倾向于不是以性质完全不同的基因型存在，而是以病毒准种（quasispecies）的形式存在，是一个异质性突变体的动态群,就是在一个宿主内也是如此（Domingo等，1985)。（RNA复制酶的低保真性决定了RNA病毒没有固定序列的基因组，由相关基因组构成的异质性群体称为准种-编译者注释）。因为变异性可以被认为是进化的“引擎”，而以准种形式存在的病毒具有可塑性，可以迅速适应新出现的选择压力（Domingo等，1998）。这种生物学上的灵活性，可以使流感病毒迅速发生突变、演变进化和可能适应新的宿主（Holland等，1991）,从而使其成为可以转换宿主的病原体的主要候选者。除了在复制期间不能纠正发生的基因“错误”外，A型流感病毒基因组被分成为片断的性质使病毒可以通过重配迅速发生进化性“转移”（Webster等，1982）。McNamara（2002）认为，其它人的呼吸道病毒的突变率都远比不上流感病毒，这可以解释流感病毒为什么能够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感染那样广泛的宿主。可以用病毒聚合酶（病毒复制酶）复合物测定A型流感病毒的突变率。病毒聚合酶可以复制病毒基因组使病毒进行复制。聚合酶基因本身发生的突变—所谓的“增变突变”—可能在确定病毒毒力和宿主转换能力中发挥作用，可以提高突变率甚至使突变率更高。有些与复制能力和温度依赖有关的突变病毒聚合酶亚单位，可以分别增强哺乳动物的毒力和使禽流感病毒“预先适应”对人的感染。比较从荷兰暴发中致死性病例分离的H7N7病毒序列发现，在一个小鼠模型中，病毒毒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病毒聚合酶亚单位PB2第627位上的赖氨酸（Lys）（Munster等，2007）。虽然1918年大流行的病毒和其后所有人的A型流感病毒谱系，以及最近哺乳动物H5N1禽流感分离物，都具有这种特性，但是，在几乎所有禽病毒的PB2序列中都缺乏这种特性（Chen等，2006），表明其在有效的人病毒复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最近在自然感染的鸵鸟中分离到一个有PB2-627K的HPAIH7N1病毒，以及HPAIH7N1病毒通过小鼠一次传代后获得由PB2-627E向PB2-627K的突变，表明了在哺乳动物中的遗传易感性有助于增强除了H5N1和H7N7以外在陆地鸟类发现的HPAI病毒的毒力（Rigoni等，2007）。这表明，对家禽的适应不仅可以提高禽流感病毒对人的传播感染能力，而且还可以增强禽流感病毒的毒力。流感病毒要实现从一种无害的、存在于肠道中并通过水传播感染的病毒向强毒的、存在于呼吸道中甚至可能通过空气传播感染的病毒转变，不仅需要调节宿主的细胞内环境，而且还需要调节宿主的细胞外环境（Hollenbeck，2005）。例如，与适应人的病毒株比较，在比较低的pH下，鸭流感病毒表现传染的稳定提高。尽管与鸭的粪便比较，新鲜鸡粪可能碱性比较高（Himathongkham等，1999），但并没有表明，由鸡形目适应引起pH稳定性的任何改变对人的感染性有任何影响（Webster等，1978）。虽然这可能不是实际情况，不过，温度适应的改变是通过病毒聚合酶亚单位PB2介导的。在人类和鸟类，禽流感病毒进行复制所需要的最适宜的温度是不同的。在41℃下，更适于禽流感病毒进行复制，禽肠道的温度正好是这个温度。而在33℃下，更适于人流感病毒进行复制。流感病毒进入人体的最主要渠道——鼻喉部位的体温一般为33℃，因此禽流感病毒通常难以在人体鼻喉内生存。病毒复制的这种温度依赖性制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的A型流感病毒（Memphis/110/76）能够在呼吸道中复制，而不能在肠道中复制。流感病毒可以在鸭的肠道中复制，并且可能因此是禽/人物种屏障的一个组成部分（Webster等，1978）。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07年10月4日，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一位科学家说：“我们已经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的一种特殊变异，它能使病毒适应人类上呼吸道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新的变异让H5N1型禽流感病毒能够在更低的温度下存活。尽管还没有转变为可以在人类间传播的病毒，但至少可以表明，H5N1型禽流感病毒正在向这个方向演变进化。这对人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据Massin等（2001）测定，PB2可能在病毒RNA聚合酶复制的温度敏感性中起作用。据此这可以推测，如果通过适应鸡形目（鸡形目（Galliformes）在生物分类学上是鸟纲中的一个目。人们通常把这一目的鸟中体形较大种的统称为“鸡”，体形较小的一些种类称为“鹑”。）家禽呼吸道的较低的温度，那么，来自水禽贮主的禽流感病毒就有可能同时提高在人上呼吸道中复制的能力。在此顺便提一句，肉鸡具有接近的温度（Jones等，2005）和相对湿度（Heyder，2004），因此，从肉鸡排泄的病毒可能正在进行演变进化。可以证实这种演变进化成功的一个实例是军团菌病（Legionnaire’sdisease）。军团菌病是由细菌（军团菌）引起的。军团菌主要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活跃在温水中及潮热的地方。人工供水系统有时为军团菌的大量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这些系统包括淋浴器、矿泉池、喷泉以及空调设备的冷却水塔等。人们通常由于吸入被军团菌污染水源散发的水雾而感染上军团菌病。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正像人的肺。人们发明的可以将水变为气雾的机器为军团菌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如1976年夏季在费城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AmericanLegionconvention）期间首次得到确诊的军团菌病暴发，就是由于聚会的饭店空调系统中冷却水等受到军团菌的污染，导致室内的空气带菌所致（Garrett，1994）。根据军团菌的繁殖与传播的情况，那么，可以推测，在流感的情况下，家禽可能起了温泉和空调器的作用，为流感病毒在人群中的适应与繁殖提供了媒介。虽然对于A型流感病毒直接转换宿主，从鸭到人的进化距离可能太大，但是，由于据称鸡具有细胞内和细胞外的环境特征，因此，鸡有可能作为一个“垫脚石”，缩小禽流感病毒传播的物种差距（Campitelli等，2004）。家禽作为中间宿主：传播途径在中国南方的农村居民中，检测到接触所有禽流感病毒血凝素亚型（H4~H13）的血清学证据表明，在该地区，接触禽流感病毒的情况并不少见（Shortridge，1992）。如果假定禽流感病毒H5N1亚型是从水禽（鸭）向部分水禽（鹅）向陆地禽（鸡）向陆地哺乳动物（人）进展（Shortridge等，2003），Shortridge（2003）推测，全球家禽业集约化发展是禽流感病毒适应陆地物种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陆地的宿主，禽流感病毒不能毫不费力地经粪—水—口传播（即鸡不能下水游泳）。适应陆地的禽类可能会引起禽流感病毒的选择性适应，使其也更适应陆地哺乳动物。任何可以增强通过空气传播的改变，如从肠道复制向呼吸道复制转移，都有可能使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的风险放大。从水禽肠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鸡，确实可能在选择压力下发生从在肠道中复制向在肺中复制的转变，但是，在这方面有实际发生的证据吗？虽然1997年开始发生于香港的H5N1禽流感暴发，已经通过扑杀和淘汰全香港的100多万只鸡而被扑灭（Shortridge等，2000）。但是，2001年，当H5N1禽流感病毒再次出现在香港时，该病毒不仅对鸡（Guan等，2002）和人（Wuethrich，2003）有致病性，而且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一次感染人，对各种野生水禽的致病性也是一样。在当地的野生动物公园中，有100多只鸭，鹅，天鹅，火烈鸟和越冬的野生候鸟被感染而死亡（Sturm-Ramirez等，2004）。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除了少数例外（Becker，1966；capua等，2001），已知水禽的A型流感病毒感染是无症状的（Webster等，1992）。正如所预料的，1997年从第一个人的病例中分离出H5N1禽流感病毒，大概在该病毒从水禽跳到鸡后不久（Chen等，2004），该病毒对鸭还基本上是无害的（Perkins等，2002）。但是，Sturm-Ramirez等（2005）通过试验证实，2002年以后从鸡分离的一些禽流感病毒对鸭也具有高度的致死性，表明H5N1可能已经打破了流感病毒与水禽之间长期存在的进化“平衡”。不仅禽流感的生态学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而且生物学也在发生变化（Hulse-Post等，2005）。与1997年的H5N1分离物进行比较证实，多样的反应模式表明了抗原漂移之大超过前了几年。发现最显着的一个变化是，主要从泄殖腔排泄向主要从气管排泄转变，表明H5N1的主要传播途径正在从口—粪途径更多的向口—口途径甚至是通过空气途径传播。此外，对鸭的致病性程度与从鸡的气管中回收的病毒滴度有关，表明这种转变可能是2002年以后某些分离物致病性增加的一个因素。虽然H5N1也可能作为一种肠道病毒进入鸡群，但是，更多的还是一种呼吸道病毒。这种现象也已经被通过实验所证实。当广泛范围的野生水禽病毒被实验性地转移给鹌鹑时，复制的偏向位点从肠道上皮主要转移到呼吸道上皮（Mararova等，2003）。这种假定存在的肠道传播途径表明，家禽可能是引起感染的粪—口传播途径向呼吸道气溶胶传播途径转变的“传播途径的调制器”。虽然陆地鸟类不是流感病毒的自然贮主（Suarez等，1999），但是，它们具有的细胞受体足可以识别由鸭流感病毒支持的传染。同样,对于人来说，虽然鸡可能仍然是异源宿主，但是，在同源器官系统——呼吸道内复制而不是在雁形目禽类的肠道柱状上皮内复制（Hinshaw等，1980）——表明鸭的病毒适应于鸡可能会引起伴随增强对人的传播能力（Murphy等，1982）。从通过水传播的肠道病毒向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的人呼吸道病原体的关键性互换，可能在鸡和其他陆地家禽中发生。大流行的病毒面临着一种似非而是的双重挑战：这种病毒对人的免疫系统必须是比较新的，因而对这种病毒缺乏预先存在的免疫防御能力，同时，这种病毒还必须能够很好地适应人并且可以在人的体内进行复制（Reid等，2001)。对于以下假说，即家禽可以增强禽流感病毒的动物源性的毒力，并且因此通过一定水平的“预先适应”人感染性可能引起禽流感大流行的危险，已经得到了最近的H5N1和H9N2分离物与人的受体结合能力提高的支持（Gambaryan等，2006），表现从H5N1肠道排泄向呼吸道排泄转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鸡与人的A型流感病毒受体结合有相似之处。当水禽流感病毒更好地适应感染鸡时，这样的流感病毒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更适应感染人。那么，Webster（2005）与其他人认为全球家禽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引起1990年禽流感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的变化，可能是恰当的，并且可能在以后带来大流行的风险。特别值得警惕的是，2007年10月，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研究人员公布，他们已经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的一种特殊变异，可以使禽流感病毒适应人类上呼吸道的生存环境。由于鸟类体温大多在41℃，人类体温一般为37℃，而流感病毒进入人体的最主要渠道——鼻喉部位的体温一般为33℃，所以，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禽流感病毒难以在人体的鼻喉内生存。但是，禽流感病毒发生适应人类上呼吸道生存环境的变异，为禽流感病毒传播引起人的大流行以及发生禽流感病毒人传人的情况埋下了隐患。HPAI与流感大流行HPAI与大流行的发生当某些水禽流感病毒亚型（H5和H7）感染家禽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病毒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突变而成为高致病性毒株。高致病性毒株的定义，是可以在所有的感染鸡的体内复制并且可能造成毁灭性大流行的病毒株。目前，禽流感的高致病性毒株以H5N1和H7N7为代表。由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株引起的疾病传播快、危害大、病死率高，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为A类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1997年在香港出现的H5N1株并且从那时传播到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造成了200人和20亿只禽类死亡，是HPAI病毒高致病性的一个典型例子。HPAI病毒侵入家禽的呼吸道或肠道后能够引起全身感染，可以导致禽传禽或禽传人感染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导致大流行发生危险的增加。众所周知，有记载的禽流感最早是1878年发生于意大利，历史上被称为“真性鸡瘟”（fowlplague），到现在已经断断续续有一个多世纪了。1981年，第一届禽流感国际研讨会建议取消“真性鸡瘟”这一名称，改用高致病性禽流感，简称HPAI。在实验条件下，高致病性禽流感最低可以引起鸡75%的死亡率（Bankowski，1981）。所有HPAI病毒在开始时似乎都是低致病性禽流感（LPAI）病毒。但现在认识到，HPAI病毒一般是从侵入陆地家禽的LPAI病毒发生突变后产生的（Alexander，2007）。研究表明，禽流感的毒力与病毒的分子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虽然禽流感病毒的致病力是各基因产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HA在其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病毒感染细胞时，病毒的HA首先与宿主细胞表面的含有唾液酸的细胞受体结合，病毒进入细胞后，HA参与病毒囊膜与细胞膜的融合。要完成这一过程，HA必须经过蛋白酶的切割变成HA1和HA2，才能使病毒进入宿主细胞（Rott，1992）。由于流感病毒基因组中不含有切割HA的蛋白酶，因此，病毒必须依赖于宿主体内的酶进行切割。顺便提一句，这一机理可能有助于在将来提出通过加入宿主蛋白酶抑制剂的方式研制抗流感的联合疗法（Kido等，2007）。HA血凝素的切割还受到切割位点附近糖链的影响。198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流行的低致病性H5N2毒株与随后爆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毒株的区别就在于，高致病性毒株仅在靠近切割位点附近的一个糖基化位点发生突变，失去一个寡糖链。在HA的空间结构中，这个寡糖链应位于HAl和HA2切割位点附近，它的存在可能阻止蛋白酶的切割作用。如果切割位点插入细胞的多肽序列，就会提高其对切割的敏感性。许多资料表明，一些细胞外或外源性精氨酸内切酶如胰酶、纤维蛋白酶等也能切割HA前体。在LPAI病毒的切割位点上，一般只具有一个碱性氨基酸（精氨酸），因此，需要外源性“胰蛋白酶—样”的酶进行切割，这可以使病毒限于在含有这种酶的组织即呼吸道上皮和肠道上皮中进行有效的复制（Bosch等，1979）。而在HPAI病毒，则可以被家禽体内广泛存在的多种蛋白酶切割，从而使病毒可以在全身许多组织和器官进行复制。另一方面，在HPAI病毒HA前体切割位点的上游含有多个可供切割用的碱性氨基酸。广泛存在于家禽体内多种组织器官细胞膜表面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样内蛋白酶如弗林蛋白酶（Furin）（Stieneke-Grober等，1992）和PC6蛋白酶（Horimoto等，1994）可以切割这些氨基酸，使病毒能够侵入粘膜下层、血管和淋巴管，最终在感染鸡的全身内脏器官、脑和皮肤中进行复制。这种复制可以导致发生多种多样的病理学改变，如充血、出血、渗出以及坏死等，在一周内可以导致几乎达到100%的死亡率（Hofstaad等，1972）。因此，HA的可切割性是禽流感病毒对家禽组织向性和毒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当低致病性的H5和H7亚型禽流感病毒前体被引进家禽群并获得突变使其具有高致病性时，就会发生HPAI病毒的暴发。通过在体外证实突变成为强毒（Li1990）以及进行连续传代研究都支持这种观点。连续传代研究是将无毒力的H5N3野生天鹅现地分离物通过鸡反复传代，使获得HA切割位点的碱性氨基酸逐渐增加，并且使组织向性不断扩大，最终可以导致病毒具有广泛的组织向性和100%的死亡率（Ito等，2001）。到目前为止，大约所有人感染禽流感病毒报告病例的98%以及报告死亡病例的100%都是由HPAI病毒株所引起的（Bosman等，2005；ECDC，2007）。这种情况导致人们推测，HPAI病毒可能内在具有更大的动物源性威胁（CDC，2006）。HPAI与LPAI人的感染的实际比例可能更低，因为LPAI病毒株偏向于引起无症状传染并因此而没有被记录,但这也许可以进一步支持这种观点。HPAI病毒的某些特征可能会增加禽类感染和传播禽流感的风险。与LPAI病毒感染相比较，HPAI病毒排泄的途径可能更具有多样性（Sturm-Ramirez等，2005）、排泄病毒的数量更多（Pantin-Jackwood等，2007），排泄病毒的时间也更长（Hulse-Post等，2005）。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可能通过将感染的家禽变成实质上污染当地环境的“病毒泵”（Dierauf，2004），促进感染在家禽群内或家禽群之间的传播，使病毒的毒力不断地增强，从而使生物安全在实际上变得不可能（Capua等，2003)，在许多家禽饲养场内引起感染爆炸性的传播（FAO，2007）。主要负责研究美国地形、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方法的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同意这种观点，即受感染的鸡有可能成为“病毒泵”，产生并排泄大量具有感染性的病毒，污染当地的环境，促进病毒在鸡群内传播，同时也增加了病毒传播到远离原发地的地方/饲养场的可能性。特别是工业化家禽生产可能成为禽流感病毒的一个放大器，加速病毒的传播，使通过生物安全措施防止其传播几乎不可能。FAO认为，“禽流感病毒一旦侵入高密度饲养的家禽业领域，就有可能在饲养场内造成爆炸性的传播，并且随着非常高数量的病毒产生，病毒可以很容易地被携带到其他饲养场，带给人，并进入到环境中”。可是，一旦禽流感病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从家禽反跳回到野生的水禽，就可能引起在全世界的野生鸟群中大流行。这不仅可以使病毒在全世界传播，而且在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将其根除，估计病毒毒力不断增强的突变也不会中断。HPAI病毒可以存在于感染家禽的禽蛋（Swayne等，2004）、血液、骨骼、皮肤和肉中（Swayne等，2005）。据报道，已经证实在感染鸡、鹌鹑、鸭和鹅的肉中有H5N1病毒（Swayne，2006），并且在深色肉和白肉中都可以发现病毒（Swayne等，2005）。这样广泛范围的易感宿主组织，可能会通过家禽和家禽产品的国际贸易增加禽流感在全世界的传播。如果给家禽饲喂来源于感染家禽未经煮熟的加工废弃肉也可以引起禽流感病毒的传播,（Sims等，2005）。Swayne等（2005）证实，饲喂来源于H5N1感染鸡的鸡肉可以引起致死性感染。虽然在屠宰加工期间，呼吸道或肠道组织可能会使鸡肉的表面受到污染，但是，在鸡的骨骼肌中未能确定有LPAI病毒（Mo等，1997）并且因此可能不会发生传播禽流感的危险（Zepeda等，2007）。在临床上正常的禽肉中发现H5N1感染也强调了通过感染肉方式传播禽流感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增加HPAI病毒在不同家禽群之间传播的危险（Tumpey等，2002）。禽流感病毒在许多组织中泛嗜性分布的特征也可以增加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和其他动物的危险。例如，如果在屠宰场屠宰加工鸡的体液中存在HPAI病毒（Swayne等，2005），那么，就有可能使屠宰加工人员受到感染（Beigel等，2005）。猫和其它食肉动物吃了被感染的鸡后可能会使其致死（Thiry等，2007），给猪饲喂被感染鸡群所产的鸡蛋也会使猪发病（IFSAN，2004）。已有可利用的证据还表明，人的胃肠道也可能是H5N1病毒进入人体的一个门户（Butler，2006），尽管进行适当的处理并且通过烹调可以消除任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风险（Greiner等，2007）。虽然在商品生产中用巴氏消毒法进行消毒的蛋粉产品可能不能清除HPAI病毒（Swayne等，2004），但是，如果将感染鸡的鸡肉样品经过70℃下5秒钟的烹调后，就不能从中回收到病毒（Thomas等，2007）。这表明，在加工禽类（鸡、鸭、鹅、火鸡等）的肉时，将其放入水中煮到70°C以上就可以杀灭其中可能携带的H5N1病毒。HPAI病毒具有可以引起人的病例和致命性的优势，加上可以有很强传播给家禽、哺乳动物以及人使其感染的能力，都可以支持HPAI病毒大流行发生的危险增加。在欧亚大陆的鸡确实存在LPAIH9N2引起的动物疫病大流行表明，一般说来，鸡形目的家禽感染可以增加病毒传播的能力。虽然H5N1病毒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迅速传播，但是，HPAI家禽爆发都有相同的严重性，使其难于控制，同时也促进了对HPAI的检测。相反，家禽的动物源性LPAI暴发可能被忽略，例如，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兽医监测的基础设施还很有限，也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禽流感传播的可能性。H9亚型属LPAI病毒。在我国，H9N2亚型流感病毒普遍存在，由于对禽的致病力低，很少引起家禽暴发性流行，因此不为人们注意。但是，有证据表明，H9N2亚型流感病毒的毒力正在增强，而且已经证明在一些人的体内存在。1998年，在我国国内首次发现了H9N2亚型流感病毒感染人的情况。1998年，郭元吉等从人身上分离出H9N2亚型流感病毒。已经证实，H5N1病毒可以引起鸭的无症状感染，或只引起轻微的临床症状，很难被发现，而从鸭排泄的病毒对鸡以及人仍然具有高致病性。据此，Hulse-Post等（2005）提出了“特洛伊鸭”假说。该假说认为，鸭就像一个“特洛伊木马”，在鸭体内藏匿的H5N1病毒可以造成毁灭性的爆发和进行悄无声息的传播。有证据表明，迁徙的候鸟不仅携带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传播禽流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有人将其称为飞翔的“特洛伊木马”。一些人认为，只要有野生水禽存在，地球就将会无法避免受到流感病毒的“轰炸”。2005年5~6月，栖息在我国青海湖鸟岛的候鸟群中，有1000多只各种候鸟死亡。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候鸟呈现出H5N1型禽流感的典型症状。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青海湖候鸟死亡事件”是极不寻常而且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迁徙候鸟死于HPAI病毒的情况罕见，通常都是作为孤立的病例在禽类疾病爆发飞行距离范围之内发生。2005年7月，日本农林水产省也从蒙古湖死亡的天鹅和大雁体内检测出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专家认为，这些候鸟是死于迁徙途中。由于水源被这些候鸟所污染，其他途经这里的候鸟也有可能感染病毒。2005年，香港渔护理也证实，在香港落马地区发现的苍鹭带有H5N1禽流感病毒。2007年11月，英国在东部萨福克郡的一家农场发现火鸡等家禽感染禽流感病毒，据分析病毒感染源可能来自附近湖泊的野生鸟。2006年，英国就曾从诺福克郡的一家农场和英国北部的一只死亡野天鹅身上发现禽流感病毒。2008年1月10日，英国又从其南部3只死亡的野天鹅身上检测出H5N1病毒，担心爆发禽流感的恐慌阴影再次笼罩英国。对在青海湖中死亡的候鸟，我国科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从患病和死亡候鸟的咽喉、泄殖腔分泌物中分离出了病毒，并对分离出的4个病毒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检测，结果发现，这些病毒与已知的H5N1亚型病毒类型都不完全相同。这表明，病毒的基因组已经发生了重组。为了验证这种新型病毒的毒力，我国的研究人员给鸡和鼠注射了分离的病毒。结果发现，8只接受注射的鸡都在20小时内死亡；在接受病毒注射的8只实验鼠中，有7只在3天内死亡，剩下的1只在第4天死亡，病毒的毒力可见一斑。在7月6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中，我国科学家指出，这种病毒的毒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早先在中国北方发现的同类型禽流感病毒，基因组也有变化，表明发生了毒力增强的基因重组，很可能是发生于候鸟在东南亚等地越冬时，再由候鸟春季迁徙带到青海湖地区。不过，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青海湖中的候鸟究竟如何染上了禽流感病毒并发生变异的，仍然是一个谜团。虽然对于青海湖候鸟禽流感病毒的来源还存在争议，但是，科学家们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禽流感已经可以通过迁徙候鸟进行远距离传播。禽流感不再是某一个地区小范围内发生的事件，而是可能引起全球性传播的威胁。迄今为止，人们对迁徙候鸟携带H5N1病毒在认识上仍有很多空白。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例如，迁徙候鸟是如何受到感染的？潜伏期有多久？什么时候或需要多少时间散播病毒（以及携带病毒的数量）？病毒使迁徙候鸟发病的程度（个别迁徙候鸟之间的差异以及影响迁徙的情况）以及会影响哪些鸟种？还需要有更加有效的监测系统和对迁徙候鸟进行监测，帮助预测和防控，以备应对在未来发现在迁徙候鸟中携带有H5N1病毒的情况。（待续）